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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曲阳位于华北平原西部，太行山东麓，处在发展中的京、津、保、唐大北京经济区的保定市境内。全县有 13个乡， 5 个镇，总面积 1084.6 平方公里，人口 60 万(2010年)。
曲阳历史悠久，因地处古北岳恒山（今大茂山）弯曲的阳面而得名。秦（公元前 221 年 - 前 207 年）统一六国后，分天下为 36 郡，始置曲阳县，属巨鹿郡，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。元朝（公元 1271 年 -1368 年）曾一度将曲阳提升为恒州，故曲阳也有“恒州”之称。
曲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据位于县城北部的“灵山溶洞”等处发掘考证，早在几十万年前，这里就由华夏猿人繁衍生息。在五、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，氏族部落已在这里出现。到商周（公元前 17 世纪 - 前 221 年）时期，县城西北部已出现村落。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孕育出了名垂青史的蔺相如、杜弼、王安中等多位宰相，李左车、李进、邸氏四兄弟等三十多位元帅、将军，黄石公、杜台卿、杨琼等几十名哲学家、史学家、军事家、战略家和雕刻艺术家。千百年来，蔺相如为国为民、忍辱负重，“曲阳鬼”牺牲自己、救人危难，王安中为政清廉、惩治腐败，杨琼建设国家、敬业拼搏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德被燕赵儿女继承和发扬，，也铸就了曲阳人的精神和灵魂。
曲阳之享有盛名，更因她创造了灿烂的石雕文化。相传是张良之师 -- ---- 与鬼谷子齐名的黄石公著下了《雕刻天书》，才有人在黄山上创习石木雕刻。到西汉（公元前 206 年 – 公元 25 年）时期雕刻已盛，被汉武帝盛赞为“雕刻之乡”。从此，曲阳石雕步入辉煌，技艺日趋精湛，雕刻艺人辈出。元朝时期著名雕刻大师杨琼雕刻的“一狮一鼎”被元世祖忽必烈称为绝艺。清（公元 1644 – 1911 年）末艺人的雕刻“仙鹤”、“干枝梅”一举在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第二名，更使曲阳石雕声名鹊起。从云冈石窟、乐山大佛、敦煌石窟、五台山佛像至阿房宫、故宫、圆明园、颐和园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，到人民大会堂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，处处都留下了曲阳人的雕刻艺术。当代的曲阳石雕更是誉满海内外。 1986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曲阳视察时，欣然挥毫题辞“雕刻之乡”，进一步促进了曲阳雕刻业的发展。曲阳的雕刻似一条闪耀着一代代艺人智慧之光的艺术长河，从古至今，奔流不息。
曲阳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早在仰韶文化时期，曲阳就出现了陶器，至商周时期制陶已获很大发展。到隋朝（公元 581 年 – 618 年）曲阳开始烧制粗瓷，至唐代（公元 618 年 – 907 年）便有白瓷生产，到北宋（公元 969 年 – 1127 年）时期达到鼎盛，是著名的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定窑所在地。定窑的瓷器在海内外有极大的影响。尤以白瓷胎质洁白细腻，釉色匀净，薄而坚硬名列陶瓷之冠。定窑的花瓷更以装饰题材丰富多彩，刻花手法多种多样而著称。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著“潞公煎茶学西蜀，定州花瓷琢红玉”的诗句，赞美定瓷的风采。当时的定瓷，除供朝廷御用外，还大量出口到朝鲜半岛、日本、东南亚、印度、波斯、土耳其和非洲。至今在大英博物馆里，古定瓷还被作为艺术收藏品收藏。现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定瓷的珍宝“孩儿枕”等。定瓷在元代毁于战乱，大部分工匠南下谋生，为后来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20 世纪 70 年代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，定窑又恢复了新生。
曲阳资源丰富，物华天宝。境内有汉白玉、大理石、花岗岩、陶土、云母、煤炭、石灰石等二十多种矿产品。其中大理石储量 3.58 亿立方米，石灰石储量 150 亿立方米，煤炭储量 1.5 亿吨。曲阳水利资源丰富，有王快、西大洋两座大型水库和十多座中小型水库，常年库容水量 23 亿立方米，可利用水面积 2600 多万平方米，宜养鱼水面 2660 多公顷。曲阳既有山地又有平原，特别适合发展畜牧业和绿色种植业。独特的自然条件，使曲阳成为全国水果百强县之一，种植红枣近 6600 多公顷，年产 1500 多万公斤，种植梨树 5200 多公顷，长年产量达 5000 万公斤，是外贸出口“河北鸭梨”的主要产地之一。
曲阳文物众多，风景如画，真山真水，别有洞天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。古时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就在曲阳县。县城内北魏（ 386-534 ）年间始建的北岳庙，一直就是历代帝王祭祀北岳庙山神的场所。庙内东西北壁有唐代画圣吴道子仅存于世的高 8 米、长 18 米巨幅壁画，由于采用了沥粉贴金技法画成，历经沧桑仍光彩照人。庙内碑碣林立，文物荟萃，既有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魏文帝、隋炀帝、唐太宗、朱元璋及康熙皇帝到曲阳朝拜恒山的碑刻，又有苏东坡的书法真迹。 160 余通自南北朝、北魏、北齐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到民国时期的碑刻，既是研究我国古代祭祀文化及官制设置、地区区划的历史资料，又是一座书法艺术的宝库。此外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定窑遗址和千佛堂钓鱼台、仰韶文化遗址、蔺相如墓、贾岛洞、黄石公祠、通天河、孟良河、莲花汪、狗塔坡、石虎夜光、滴水悬空、燕南奇胜等名胜古迹，作为历史的见证，在无声的讲述着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往事。
曲阳又是一个革命老区，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出现了中共党员彭桂生兄弟，在北方协助李大钊传播共产主义。县内抗战前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。在抗战时期，曾涌现出了“麻雀战”的创始人 - 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、抗日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等英雄人物。更有5500 多名曲阳儿女在抗战中英勇献身，他们用血肉之躯为曲阳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，赢得了“晋察冀边区抗日模范县”的光荣称号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伴随着社会主义祖国波澜壮阔的前进历程，曲阳人民经过 5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团结奋斗，使曲阳的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县委、县政府在“学理论、转观念、保稳定、塑形象、抓开放、促发展”方针的指引下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大力推进“富裕文明、平安和谐、山川秀美的新曲阳”建设，使曲阳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蓬勃生机。
12.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的定窑遗址，位居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，是中国北方著名的白瓷窑址。因曲阳宋代属定州管辖，故名定窑。中国的制瓷业到了宋朝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。宋代有定、汝、官、哥、钧五大名窑，各以其无比的艺术魅力，为我国瓷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定窑遗址规模最大、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，东西长达10公里，总面积约10余平方公里。
这里有十几处高大的堆积，最高的15米，堆积着众多的瓷片、窑具、炉渣、瓷土等。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，遗址分晚唐、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。
晚唐和五代时定窑烧制的瓷器，还显粗糙简单，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。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。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，也烧制其他品种，如黑瓷（黑定）、紫釉（紫定）、绿釉（绿定）等，都是在白瓷胎上，罩高温色釉。定窑的白瓷，胎薄质细，釉色洁白，造型优美，以刻花、画花、印花等加以装饰，艺术水平很高，社会影响很大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知定州时，曾用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的诗句，来赞美定瓷的绚丽多彩。元朝刘祁的《归潜志》说：“定州花瓷瓯，颜色天下白”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“定州白瓷孩儿枕”，是定瓷的代表作之一。
定窑生产规模宏大，品种繁多。在遗址北宋地层出土的龙凤盘刻有“尚食局”款额，说明这里不但烧制民间的各种生活用瓷，还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。这里烧制的碗、盘、盆、罐、杯、壶、瓶、枕、器座以及玩具等，造型秀美，纹饰精致。有的碗、盘口沿作花瓣式，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，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。这种把印、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，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，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混为一体，十分精美。
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，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“火照术”，定窑就大量采用覆烧方法，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体。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，既可节省燃料，又可防止器具变形，从而降低了成本，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，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。
定窑在北宋末年“靖康之变”后，由于连年兵灾，逐渐衰落和废弃。但在金、元时仍继续生产。定窑的制瓷技术，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早年的定瓷以烧制白定为最佳，胎薄细腻、彩色莹润，曾有“白如玉、薄如纸、声如磬”之说。定窑瓷品种繁多，造型优美，装饰文雅，多采用刻花、画花和印花等技法，其图案布局合理，清新明快，刻花刀法刚劲有力，印花构图饱满，纹饰以牡丹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、萱草、禽鸟为主，形态逼真，栩栩如生。御用瓷器大部分为龙凤纹饰，龙腾凤舞，生动传神，以显示统治者的尊严。定窑瓷工艺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，当时许多瓷窑争相仿制。定窑在唐代受邢窑影响烧制白瓷，到了宋代逐步成了白瓷窑的首领。据“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”碑文等资料记载，北镇、涧磁一带，当时有镇名龙泉镇。唐代五代时期朝廷在镇中设有瓷窑税使。定窑的器形、纹饰、特别是定瓷开创的覆烧工艺对各地瓷窑影响很大，形成了一个以定瓷为主的定窑瓷系列。其产品远销海外，在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六十年代初，在窑址区的北面挖掘中还发现了王子山院旧址，找到了“修王子山院记”和“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”两通重要碑刻。这次发掘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，发现的遗迹有窑炉20座，作坊4处，其中包括碾槽、水井、澄池、料缸、砖墁场地、匣钵、围墙、窑藏、灰坑等等。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达万余件，瓷片、窑具等残片约30多万处，而且遗物品类繁多，有青瓷、白瓷、黑定、紫定等。其中白瓷有素面、刻花、印花、剔花、绘画等装饰，花纹非常齐全。白瓷中还有许多珍品。如“官”、“彩官”和“尚药局”、“尚食局”器片都有多件出土，还发现有前所未有见的“龙”、“花”等款瓷片和“仕女枕”等精美器物。
建国后，定窑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。科技人员用古代的原料，娴熟的工艺技法已经生产出了一些仿定瓷的制品，使定窑瓷获得新生。
3.
品种：门票/门券-博物、展览馆/现代场馆/纪念馆/遗址-->博物、展览馆/现代场馆
属性：建筑，入口票，河北，年代不详，，普通纸票，，单张完整，，，，
简介：国保
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，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。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，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，器形有碗、盘、托盘、注壶、盆、三足炉和玩具等。造型与五代时期的作品相比，器沿均具有厚唇，丰肩，平底，底加圆饼状实足，有的为玉璧底。唐代定窑白瓷大多与当时邢窑白瓷相似，胎骨断面较细，胎色洁白，另有一类胎骨比较厚实，断面比较粗，但烧结较好。施釉一般用蘸釉法，器外壁的腹下至底部都不施釉。釉的质地随器物的不同而异。施在胎体较厚重器物上的釉比较粗，釉面凝厚，釉色一般是白里泛青，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，釉面有开片。胎质细腻者，胎色洁白，则施白釉，釉质很细，表面釉光莹润。胎色发黄者，为取得洁白的效果，在胎体上先施一层洁白的化妆土，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，这种方法与邢窑白瓷相同。
时至北宋，定窑瓷器脱颖而出，虽仍以烧造白瓷为主，但另兼烧黑釉、绿釉、酱釉及白釉剔花器。刻花装饰方法被大量采用，按工艺细分，可列为刻花、划花和印花三种。北宋定窑的刻、划花技法与当时的其它窑口瓷器颇为不同，给人一种很“硬”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但可以打一个比方来形容，如用钢刀在松软的木料上刻花，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会随着刀具的刻压而下陷，此谓之“软”，而在坚硬的红木上刻花，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则不会下陷，使刻纹轮廓更为鲜明，此谓之“硬”.
刻划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北宋，至金代则出现了印花的技法，定窑印花装饰看不出由简到繁，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，有可能受定州缂丝的影响，制瓷匠师采用缂丝纹样粉本刻模，因此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。从釉色来看，金代定窑的釉色与北宋时有所不同，不如北宋时滋润，而带有粉质感，亦显得较为稀薄，突出于器表的纹饰微露白色。
占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，具有以下的特征： 1、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，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，宛如垂泪，故称泪痕。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，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。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，胎釉结合十分紧密，无流釉现象；北宋则凝厚而泛黄，釉内气泡大而多，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，形成泪痕。北宋早期，定窑采用正烧，流釉方向自口至底，北宋中期以后，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，流釉方向自底向口，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，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，泪痕方向为横向，十分奇怪，形成原因尚待研究。 2、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、盘类器物的外壁，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，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，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，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，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。 3、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，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，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，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，由于覆烧的发明，器物圈足得以裹釉，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，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，足面（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）总是显得不够平整，有些地方釉厚，有些地方釉薄，以手抚之，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，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。这种现象十分奇怪，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，凡北宋定窑圈足器（采用覆烧法，圈足上釉者）均有此特征，此为鉴定之关键。 另外，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，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，刷痕呈同心圆，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，但无论大小圈足，足均极浅，足墙均窄，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，几乎无钩手。 定窑器物，尤其是碗类器物，大都有些变形，若是完整器，将器物倒扣于桌面，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。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，泪痕现象已可做到，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，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，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、窑位、气氛等等因素，若以人力做作，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，不自然的痕迹。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，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，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，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，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。
*浅谈定窑纹饰! 定窑是我国宋、金时代的五大名窑之一。它是继唐代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。主要产地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。考古资料显示，山西平定、阳城、介休等地也烧制定窑风格白瓷，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。定窑盛行于北宋中后期，由于瓷质精良、色泽淡雅，纹饰秀美，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，使其身价大增，产品风靡一时。据《归潜志》记载，“定州花瓷瓯．颜色天下白”。可见，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，而且产量较大。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，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，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。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，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。
定窑白釉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、刻花、印花三种。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。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，线条刚劲流畅、富于动感。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。有一花独放、双花并开、莲花荷叶交错而出、有的还配有鸭纹，纹饰简洁富于变化。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，刻花的比较少见。早期定窑器物中，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，总体布局显得不很谐调，这应看成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，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。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。如在盘、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，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。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，通常是对称的。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、莲、鸭、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，以增强纹饰立体感。
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。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，成熟于北宋晚期。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、碗等器物中心，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。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，最外圈或中间，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。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，繁而不乱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。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，其次是动物纹饰。动物纹饰中主要有牛、鹿、麒麟和飞龙等。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、碟、碗等卧件上。飞龙纹位于器物中心，祥云围绕，独龙为多，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。飞龙身形矫健，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，龙尾与后腿缠绕，龙嘴露齿，欲吞火球，背有鳍，身刻鱼鳞纹，龙须飘动，龙肘有毛，三爪尖利，栩栩如生。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，其装饰水平与盘、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。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、孔雀、鹭鸶、鸳鸯、雁、鸭等，做工精美的飞凤比较少见。花卉纹以牡丹、莲花最常见，菊花次之。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、折枝等方法，讲求对称。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、碟上，纹饰多者可达四层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，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纹或变形莲瓣纹，中心为动物、花卉结合纹饰，充满浮雕感，艺术气息浓郁。而宋代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，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作。
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特征：一是胎体轻薄，胎质洁白。二是釉面多为乳白色，白中闪浅米黄色。积釉处常有泪痕状流釉，呈黄绿色。器物外壁釉薄处可见胎上旋坯痕。三是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，到了晚期口沿则多不施釉．俗称“芒口”．芒口处常常镶金、银、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，此为定窑一大特色。四是官府所用瓷器底部有“官”、”尚食局”等。五是定窑器物釉面通常有气泡。用放大镜观察，一般可见大小不等的气泡，一些较大气泡疏散排布于密集小气泡区域的周围，这种现象类似宋影青瓷器特征。金代定窑器的上乘之作与北宋定窑器没有什么差别。而金代中低档次的定窑器在装饰技法上明显劣于北宋定窑器。部分产品采用砂圈叠烧法，器物内底有一圈露胎。这是金定与北宋定窑器的明显区别。
由于定窑器存世量相对较大，同类器物价位比不上汝窑和宫窑。从拍卖价格来看，境内外价差很大。在境外，上乘定窑刻花碗、盘，其成交价达到8万英镑以上的并不鲜见，而在国内同类器物的成交价一般只有其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。一件定窑白地牡丹纹梅瓶，海外拍卖估价600Z-800)~港币。1998年香港拍卖了一个直径20厘米的定窑刻莲花纹葵口盘，估价38-42万，成交价548000港币。而相似的定窑盘，在国内最多也就几万元。金代定窑器物的上品与宋定窑价格大体相当。而普通品相的价差较大。目前，由于我国某些规定的限制，国内藏家手中的定窑精品还不能通过拍卖途径面世。各大拍卖公司很少上拍宋——金时期的定窑器物，此类上拍精品大多来自海外回流。
1. 曲阳位于华北平原西部，太行山东麓，处在发展中的京、津、保、唐大北京经济区的保定市境内。全县有 13个乡， 5 个镇，总面积 1084.6 平方公里，人口 60 万(2010年)。
曲阳历史悠久，因地处古北岳恒山（今大茂山）弯曲的阳面而得名。秦（公元前 221 年 - 前 207 年）统一六国后，分天下为 36 郡，始置曲阳县，属巨鹿郡，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。元朝（公元 1271 年 -1368 年）曾一度将曲阳提升为恒州，故曲阳也有“恒州”之称。
曲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据位于县城北部的“灵山溶洞”等处发掘考证，早在几十万年前，这里就由华夏猿人繁衍生息。在五、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，氏族部落已在这里出现。到商周（公元前 17 世纪 - 前 221 年）时期，县城西北部已出现村落。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孕育出了名垂青史的蔺相如、杜弼、王安中等多位宰相，李左车、李进、邸氏四兄弟等三十多位元帅、将军，黄石公、杜台卿、杨琼等几十名哲学家、史学家、军事家、战略家和雕刻艺术家。千百年来，蔺相如为国为民、忍辱负重，“曲阳鬼”牺牲自己、救人危难，王安中为政清廉、惩治腐败，杨琼建设国家、敬业拼搏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德被燕赵儿女继承和发扬，，也铸就了曲阳人的精神和灵魂。
曲阳之享有盛名，更因她创造了灿烂的石雕文化。相传是张良之师 -- ---- 与鬼谷子齐名的黄石公著下了《雕刻天书》，才有人在黄山上创习石木雕刻。到西汉（公元前 206 年 – 公元 25 年）时期雕刻已盛，被汉武帝盛赞为“雕刻之乡”。从此，曲阳石雕步入辉煌，技艺日趋精湛，雕刻艺人辈出。元朝时期著名雕刻大师杨琼雕刻的“一狮一鼎”被元世祖忽必烈称为绝艺。清（公元 1644 – 1911 年）末艺人的雕刻“仙鹤”、“干枝梅”一举在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第二名，更使曲阳石雕声名鹊起。从云冈石窟、乐山大佛、敦煌石窟、五台山佛像至阿房宫、故宫、圆明园、颐和园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，到人民大会堂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，处处都留下了曲阳人的雕刻艺术。当代的曲阳石雕更是誉满海内外。 1986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曲阳视察时，欣然挥毫题辞“雕刻之乡”，进一步促进了曲阳雕刻业的发展。曲阳的雕刻似一条闪耀着一代代艺人智慧之光的艺术长河，从古至今，奔流不息。
曲阳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早在仰韶文化时期，曲阳就出现了陶器，至商周时期制陶已获很大发展。到隋朝（公元 581 年 – 618 年）曲阳开始烧制粗瓷，至唐代（公元 618 年 – 907 年）便有白瓷生产，到北宋（公元 969 年 – 1127 年）时期达到鼎盛，是著名的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定窑所在地。定窑的瓷器在海内外有极大的影响。尤以白瓷胎质洁白细腻，釉色匀净，薄而坚硬名列陶瓷之冠。定窑的花瓷更以装饰题材丰富多彩，刻花手法多种多样而著称。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著“潞公煎茶学西蜀，定州花瓷琢红玉”的诗句，赞美定瓷的风采。当时的定瓷，除供朝廷御用外，还大量出口到朝鲜半岛、日本、东南亚、印度、波斯、土耳其和非洲。至今在大英博物馆里，古定瓷还被作为艺术收藏品收藏。现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定瓷的珍宝“孩儿枕”等。定瓷在元代毁于战乱，大部分工匠南下谋生，为后来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20 世纪 70 年代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，定窑又恢复了新生。
曲阳资源丰富，物华天宝。境内有汉白玉、大理石、花岗岩、陶土、云母、煤炭、石灰石等二十多种矿产品。其中大理石储量 3.58 亿立方米，石灰石储量 150 亿立方米，煤炭储量 1.5 亿吨。曲阳水利资源丰富，有王快、西大洋两座大型水库和十多座中小型水库，常年库容水量 23 亿立方米，可利用水面积 2600 多万平方米，宜养鱼水面 2660 多公顷。曲阳既有山地又有平原，特别适合发展畜牧业和绿色种植业。独特的自然条件，使曲阳成为全国水果百强县之一，种植红枣近 6600 多公顷，年产 1500 多万公斤，种植梨树 5200 多公顷，长年产量达 5000 万公斤，是外贸出口“河北鸭梨”的主要产地之一。
曲阳文物众多，风景如画，真山真水，别有洞天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。古时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就在曲阳县。县城内北魏（ 386-534 ）年间始建的北岳庙，一直就是历代帝王祭祀北岳庙山神的场所。庙内东西北壁有唐代画圣吴道子仅存于世的高 8 米、长 18 米巨幅壁画，由于采用了沥粉贴金技法画成，历经沧桑仍光彩照人。庙内碑碣林立，文物荟萃，既有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魏文帝、隋炀帝、唐太宗、朱元璋及康熙皇帝到曲阳朝拜恒山的碑刻，又有苏东坡的书法真迹。 160 余通自南北朝、北魏、北齐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到民国时期的碑刻，既是研究我国古代祭祀文化及官制设置、地区区划的历史资料，又是一座书法艺术的宝库。此外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定窑遗址和千佛堂钓鱼台、仰韶文化遗址、蔺相如墓、贾岛洞、黄石公祠、通天河、孟良河、莲花汪、狗塔坡、石虎夜光、滴水悬空、燕南奇胜等名胜古迹，作为历史的见证，在无声的讲述着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往事。
曲阳又是一个革命老区，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出现了中共党员彭桂生兄弟，在北方协助李大钊传播共产主义。县内抗战前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。在抗战时期，曾涌现出了“麻雀战”的创始人 - 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、抗日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等英雄人物。更有5500 多名曲阳儿女在抗战中英勇献身，他们用血肉之躯为曲阳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，赢得了“晋察冀边区抗日模范县”的光荣称号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伴随着社会主义祖国波澜壮阔的前进历程，曲阳人民经过 5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团结奋斗，使曲阳的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县委、县政府在“学理论、转观念、保稳定、塑形象、抓开放、促发展”方针的指引下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大力推进“富裕文明、平安和谐、山川秀美的新曲阳”建设，使曲阳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蓬勃生机。
12.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的定窑遗址，位居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，是中国北方著名的白瓷窑址。因曲阳宋代属定州管辖，故名定窑。中国的制瓷业到了宋朝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。宋代有定、汝、官、哥、钧五大名窑，各以其无比的艺术魅力，为我国瓷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定窑遗址规模最大、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，东西长达10公里，总面积约10余平方公里。
这里有十几处高大的堆积，最高的15米，堆积着众多的瓷片、窑具、炉渣、瓷土等。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，遗址分晚唐、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。
晚唐和五代时定窑烧制的瓷器，还显粗糙简单，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。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。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，也烧制其他品种，如黑瓷（黑定）、紫釉（紫定）、绿釉（绿定）等，都是在白瓷胎上，罩高温色釉。定窑的白瓷，胎薄质细，釉色洁白，造型优美，以刻花、画花、印花等加以装饰，艺术水平很高，社会影响很大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知定州时，曾用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的诗句，来赞美定瓷的绚丽多彩。元朝刘祁的《归潜志》说：“定州花瓷瓯，颜色天下白”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“定州白瓷孩儿枕”，是定瓷的代表作之一。
定窑生产规模宏大，品种繁多。在遗址北宋地层出土的龙凤盘刻有“尚食局”款额，说明这里不但烧制民间的各种生活用瓷，还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。这里烧制的碗、盘、盆、罐、杯、壶、瓶、枕、器座以及玩具等，造型秀美，纹饰精致。有的碗、盘口沿作花瓣式，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，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。这种把印、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，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，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混为一体，十分精美。
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，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“火照术”，定窑就大量采用覆烧方法，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体。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，既可节省燃料，又可防止器具变形，从而降低了成本，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，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。
定窑在北宋末年“靖康之变”后，由于连年兵灾，逐渐衰落和废弃。但在金、元时仍继续生产。定窑的制瓷技术，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早年的定瓷以烧制白定为最佳，胎薄细腻、彩色莹润，曾有“白如玉、薄如纸、声如磬”之说。定窑瓷品种繁多，造型优美，装饰文雅，多采用刻花、画花和印花等技法，其图案布局合理，清新明快，刻花刀法刚劲有力，印花构图饱满，纹饰以牡丹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、萱草、禽鸟为主，形态逼真，栩栩如生。御用瓷器大部分为龙凤纹饰，龙腾凤舞，生动传神，以显示统治者的尊严。定窑瓷工艺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，当时许多瓷窑争相仿制。定窑在唐代受邢窑影响烧制白瓷，到了宋代逐步成了白瓷窑的首领。据“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”碑文等资料记载，北镇、涧磁一带，当时有镇名龙泉镇。唐代五代时期朝廷在镇中设有瓷窑税使。定窑的器形、纹饰、特别是定瓷开创的覆烧工艺对各地瓷窑影响很大，形成了一个以定瓷为主的定窑瓷系列。其产品远销海外，在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六十年代初，在窑址区的北面挖掘中还发现了王子山院旧址，找到了“修王子山院记”和“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”两通重要碑刻。这次发掘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，发现的遗迹有窑炉20座，作坊4处，其中包括碾槽、水井、澄池、料缸、砖墁场地、匣钵、围墙、窑藏、灰坑等等。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达万余件，瓷片、窑具等残片约30多万处，而且遗物品类繁多，有青瓷、白瓷、黑定、紫定等。其中白瓷有素面、刻花、印花、剔花、绘画等装饰，花纹非常齐全。白瓷中还有许多珍品。如“官”、“彩官”和“尚药局”、“尚食局”器片都有多件出土，还发现有前所未有见的“龙”、“花”等款瓷片和“仕女枕”等精美器物。
建国后，定窑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。科技人员用古代的原料，娴熟的工艺技法已经生产出了一些仿定瓷的制品，使定窑瓷获得新生。
3.
品种：门票/门券-博物、展览馆/现代场馆/纪念馆/遗址-->博物、展览馆/现代场馆
属性：建筑，入口票，河北，年代不详，，普通纸票，，单张完整，，，，
简介：国保
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，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。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，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，器形有碗、盘、托盘、注壶、盆、三足炉和玩具等。造型与五代时期的作品相比，器沿均具有厚唇，丰肩，平底，底加圆饼状实足，有的为玉璧底。唐代定窑白瓷大多与当时邢窑白瓷相似，胎骨断面较细，胎色洁白，另有一类胎骨比较厚实，断面比较粗，但烧结较好。施釉一般用蘸釉法，器外壁的腹下至底部都不施釉。釉的质地随器物的不同而异。施在胎体较厚重器物上的釉比较粗，釉面凝厚，釉色一般是白里泛青，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，釉面有开片。胎质细腻者，胎色洁白，则施白釉，釉质很细，表面釉光莹润。胎色发黄者，为取得洁白的效果，在胎体上先施一层洁白的化妆土，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，这种方法与邢窑白瓷相同。
时至北宋，定窑瓷器脱颖而出，虽仍以烧造白瓷为主，但另兼烧黑釉、绿釉、酱釉及白釉剔花器。刻花装饰方法被大量采用，按工艺细分，可列为刻花、划花和印花三种。北宋定窑的刻、划花技法与当时的其它窑口瓷器颇为不同，给人一种很“硬”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但可以打一个比方来形容，如用钢刀在松软的木料上刻花，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会随着刀具的刻压而下陷，此谓之“软”，而在坚硬的红木上刻花，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则不会下陷，使刻纹轮廓更为鲜明，此谓之“硬”.
刻划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北宋，至金代则出现了印花的技法，定窑印花装饰看不出由简到繁，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，有可能受定州缂丝的影响，制瓷匠师采用缂丝纹样粉本刻模，因此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。从釉色来看，金代定窑的釉色与北宋时有所不同，不如北宋时滋润，而带有粉质感，亦显得较为稀薄，突出于器表的纹饰微露白色。
占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，具有以下的特征： 1、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，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，宛如垂泪，故称泪痕。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，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。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，胎釉结合十分紧密，无流釉现象；北宋则凝厚而泛黄，釉内气泡大而多，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，形成泪痕。北宋早期，定窑采用正烧，流釉方向自口至底，北宋中期以后，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，流釉方向自底向口，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，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，泪痕方向为横向，十分奇怪，形成原因尚待研究。 2、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、盘类器物的外壁，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，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，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，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，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。 3、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，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，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，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，由于覆烧的发明，器物圈足得以裹釉，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，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，足面（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）总是显得不够平整，有些地方釉厚，有些地方釉薄，以手抚之，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，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。这种现象十分奇怪，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，凡北宋定窑圈足器（采用覆烧法，圈足上釉者）均有此特征，此为鉴定之关键。 另外，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，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，刷痕呈同心圆，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，但无论大小圈足，足均极浅，足墙均窄，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，几乎无钩手。 定窑器物，尤其是碗类器物，大都有些变形，若是完整器，将器物倒扣于桌面，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。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，泪痕现象已可做到，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，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，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、窑位、气氛等等因素，若以人力做作，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，不自然的痕迹。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，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，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，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，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。
*浅谈定窑纹饰! 定窑是我国宋、金时代的五大名窑之一。它是继唐代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。主要产地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。考古资料显示，山西平定、阳城、介休等地也烧制定窑风格白瓷，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。定窑盛行于北宋中后期，由于瓷质精良、色泽淡雅，纹饰秀美，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，使其身价大增，产品风靡一时。据《归潜志》记载，“定州花瓷瓯．颜色天下白”。可见，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，而且产量较大。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，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，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。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，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。
定窑白釉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、刻花、印花三种。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。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，线条刚劲流畅、富于动感。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。有一花独放、双花并开、莲花荷叶交错而出、有的还配有鸭纹，纹饰简洁富于变化。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，刻花的比较少见。早期定窑器物中，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，总体布局显得不很谐调，这应看成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，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。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。如在盘、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，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。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，通常是对称的。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、莲、鸭、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，以增强纹饰立体感。
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。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，成熟于北宋晚期。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、碗等器物中心，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。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，最外圈或中间，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。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，繁而不乱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。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，其次是动物纹饰。动物纹饰中主要有牛、鹿、麒麟和飞龙等。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、碟、碗等卧件上。飞龙纹位于器物中心，祥云围绕，独龙为多，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。飞龙身形矫健，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，龙尾与后腿缠绕，龙嘴露齿，欲吞火球，背有鳍，身刻鱼鳞纹，龙须飘动，龙肘有毛，三爪尖利，栩栩如生。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，其装饰水平与盘、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。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、孔雀、鹭鸶、鸳鸯、雁、鸭等，做工精美的飞凤比较少见。花卉纹以牡丹、莲花最常见，菊花次之。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、折枝等方法，讲求对称。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、碟上，纹饰多者可达四层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，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纹或变形莲瓣纹，中心为动物、花卉结合纹饰，充满浮雕感，艺术气息浓郁。而宋代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，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作。
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特征：一是胎体轻薄，胎质洁白。二是釉面多为乳白色，白中闪浅米黄色。积釉处常有泪痕状流釉，呈黄绿色。器物外壁釉薄处可见胎上旋坯痕。三是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，到了晚期口沿则多不施釉．俗称“芒口”．芒口处常常镶金、银、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，此为定窑一大特色。四是官府所用瓷器底部有“官”、”尚食局”等。五是定窑器物釉面通常有气泡。用放大镜观察，一般可见大小不等的气泡，一些较大气泡疏散排布于密集小气泡区域的周围，这种现象类似宋影青瓷器特征。金代定窑器的上乘之作与北宋定窑器没有什么差别。而金代中低档次的定窑器在装饰技法上明显劣于北宋定窑器。部分产品采用砂圈叠烧法，器物内底有一圈露胎。这是金定与北宋定窑器的明显区别。
由于定窑器存世量相对较大，同类器物价位比不上汝窑和宫窑。从拍卖价格来看，境内外价差很大。在境外，上乘定窑刻花碗、盘，其成交价达到8万英镑以上的并不鲜见，而在国内同类器物的成交价一般只有其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。一件定窑白地牡丹纹梅瓶，海外拍卖估价600Z-800)~港币。1998年香港拍卖了一个直径20厘米的定窑刻莲花纹葵口盘，估价38-42万，成交价548000港币。而相似的定窑盘，在国内最多也就几万元。金代定窑器物的上品与宋定窑价格大体相当。而普通品相的价差较大。目前，由于我国某些规定的限制，国内藏家手中的定窑精品还不能通过拍卖途径面世。各大拍卖公司很少上拍宋——金时期的定窑器物，此类上拍精品大多来自海外回流。
